央行发行数字货币背后:有利于实施负利率政策提振经济?

今年8月以来,中国央行越来越多地透露了与中国法定数字货币(DC/EP)相关的消息。

8月2日,央行召开电视会议对2019年下半年重点工作做出部署,提及“加快推进我国法定数字货币研发步伐”。

8月10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在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就法定数字货币做主题演讲并表示,“去年开始,数字货币研究所的相关人员做相关系统开发,已经是996了”。

8月21日,央行官方微信公众号将穆长春关于数字货币的演讲全文刊出,同步刊出的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发表于2018年1月的一篇题为《关于央行数字货币几点考虑》的文章,两者透露出的思路高度一致,并勾画出了央行数字货币的几个重要特征:现阶段的央行数字货币是M0(现金)替代,而不是M1、M2替代;央行不直接向公众发行数字货币,将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即人民银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9月24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央行数字货币推出目前没有时间表,还会有一系列的研究、测试、试点、评估和风险防范流程需要进行。

央行如此密集地发声说明,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已经是“呼之欲出”,但为什么央行有动力发行自己的法定数字货币?

对此,英国非营利研究机构Positive Money在其近期发布的一篇报告中给出了一种解释,即法定数字货币可以让央行的货币政策更好地在“负利率”下运行。

这里,“负利率”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期内,存款利率(通常为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小于同期CPI的上涨幅度,这时居民的银行存款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缩水”,购买力将逐渐降低。实施负利率政策的目的在于提高银行囤积现金的成本,变相鼓励消费和借贷,引导资金重新流进市场,带动经济发展为经济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目前,欧元区和日本等国家已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欧洲央行2014年6月引入了负利率政策,将存款利率降低到-0.1%,希望刺激经济增长。日本央行于2016年1月开始执行负利率政策,对金融机构存放在央行的过剩储备征收0.1%的利息。

从2018年1月至2019年8月,中国央行虽然没有实施负利率政策,但始终处于负利率区间(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1.50%计)。

现实情况是,在一些国家,负利率政策不但没有起到鼓励人们增加支出的效果,反而迫使人们将现金囤积在银行以外的其它地方。日本自引入负利率后,民众选择将现金存放在家中,导致保险箱的销量大增。

可见,现金在某种程度上会对“负利率”的使用造成障碍,影响对经济和消费的刺激作用,因此,一些央行已经提议废除实物现金而考虑用数字货币取而代之。

早在2017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时任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就表示,在经济处于通缩时,央行会动用货币政策工具箱中的负利率政策,但现实中负利率政策往往效果有限,这是因为相较存银行,人们会选择持有现金。如果发行了数字货币,使得流通中现金的数量大幅减少,人们的钱都在账户中。在这样的条件下,负利率就可以在刺激经济和消费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假设国家经济增速放缓并有进入衰退期的迹象,央行就会通过降低基准利率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但是当基准利率降至接近零时,这样的货币政策将遇到“零利率下限”的约束。

“零利率下限”是指央行的短期名义利率接近零的状态,当央行的名义利率触及“零利率下限”时,就容易落入“流动性陷阱”。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流动性陷阱会导致货币政策失效,无论是降低利率还是增加货币供应量均无法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等人撰文指出,从长期看,“考虑到金融危机并非一生一次(once in a life time),当未来全球再次遭遇通缩型衰退时,突破存款利率零下限的负利率政策可能成为重要的应对手段。”并且,“有力的负利率政策要求中央银行必然要发行央行数字货币以替代现金,并将央行数字货币的利率设为负值。”

随着在线支付和移动支付的广泛渗透,现金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频率逐渐降低。狭义货币供应量M1代表人们当期的购买力,它是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总量,因此,考察流通中的现金(M0)在M1中的占比可以说明人们在交易结算中使用现金的程度。从2008年到2019年,我国流通中现金(M0)在M1的占比减少了7%。现金使用率逐渐降低一方面为法定数字货币在我国的发行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这或许可以为利用数字货币实施有效的负利率政策减少阻力。

九个问题带你了解央行数字货币的前世今生

据零壹财经消息称:中国法定数字货币“现在可以说是呼之欲出了。”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穆长春8月10日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的发言,再一次将央行法定数字货币推到了大众的视野之中。

从2014年周小川提议研发央行数字货币,到今年穆长春的“呼之欲出”,已经过去了五年。经过五年打磨,如今的央行数字货币究竟是什么模样?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未来又会带来何种影响?

九个问题带你了解央行数字货币的前世今生

一、模式:双层运营投放体系,中心化管理机制

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英文简称为“DC/EP”,“DC”是“Digital Currency(数字货币)”的缩写,“EP”是“Electronic Payment(电子支付)”的缩写,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主要功能就是作为电子支付手段。

在运营投放、管理模式和技术选择上,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有自身的特点。

1、双层运营投放体系:4点考虑和4个影响

首先,中国央行数字货币设计了双层的运营投放体系而不是由人民银行直接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的单层运营体系。在双层运营体系下,上层是央行,由央行对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做信用担保,因此央行的数字货币与人民币一样具有无限的法偿性;运营投放体系的下面一层由不同的商业银行构成,商业银行等机构负责面向公众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同时,需要向央行100%缴纳全额准备金,以保证央行数字货币不超发。

央行数字货币采用双层的运营投放体系有四点考虑:

第一,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结构复杂,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人口素质都不尽相同。因此在中国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单层的数字货币运营投放体系将让央行独自面对所有公众,给央行的运营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

第二,商业银行等机构已经发展出了比较成熟的IT技术设施和服务体系,在金融科技的运用和相关人才储备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采用双层运营体系可以充分发挥商业银行等机构在资源、人才和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同时避免了另起炉灶的巨大浪费。

第三,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面向的用户是广泛的公众,覆盖十几亿人口的系统规模庞大,想要保证稳定高效地运行非常不容易,面临诸多风险。双层的运营体系有助于化解风险,避免风险过度集中。

第四,在单层的数字货币运营投放体系下,可能会导致金融脱媒。央行面向公众直接投放的数字货币在信用等级上要高于商业银行的存款货币,可能会对商业银行存款产生挤出效应,进而影响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能力。

而央行数字货币采用双层运营投放体系的影响则体现在下面四个方面:

第一,央行发行数字货币不改变流通中货币的债权债务关系。起初央行行使国家职能发行的货币是有着黄金等具有真实价值的物品作为可兑换储备的。公众接受了央行发行的货币,就等于将黄金等有真实价值的物品借了央行,而公众只持有兑付凭证,也就是说,货币是中央银行对公众的负债。当国家凭借国家信用强制规定法定货币而不再依赖黄金储备时,这种信用关系和负债关系并没有改变。从这种角度来说,所有流通中的货币包括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都是央行的负债。

第二,央行发行数字货币并不改变现有的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户结构。以1994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银行账户管理办法》为起点,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由二元账户结构支撑的货币投放体系。央行的数字货币也采用了与二元账户结构相似的双层投放运营体系。

第三,在不影响现有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前提下,央行数字货币不会强化顺周期效应。经济增长一般会经历萧条、复苏、繁荣、危机完成一个完整的周期,在经济繁荣时,扩张的货币政策便是顺周期政策,在经济萧条时又变成逆周期政策;类似地,紧缩的货币政策在经济繁荣时是逆周期政策,而在经济萧条时是顺周期政策。经济繁荣时扩张的货币政策会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萧条时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加大通货紧缩的压力,是为顺周期效应。由于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并不对现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影响,因此与顺周期效应天然隔绝。

第四,央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注重对M0货币的替代而不是对M1、M2货币的替代。

(注:M0、M1、M2都是用来反映货币供应量的重要指标。M0是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金,每个人在银行的存取款都会影响市场上M0的增减;M1是狭义货币,“M1=M0+企业在银行的活期存款”;M2是广义货币,“M2=M1+准货币”,这里的准货币包括定期存款、居民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住房公积金中心存款、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在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等。M1反映市场中的现实购买力,而M2同时反映现实和潜在购买力。如果M1增速较快,则消费和终端市场活跃;如果M2增速较快,则投资和中间市场活跃。)

目前M1和M2货币在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电子化和数字化,支持M1和M2流转的银行间支付清算系统、商业银行行内系统以及非银支付机构的各类网络支付手段的日益高效已经能够满足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但在M0货币端目前仍存在三大比较突出的问题:第一,现有M0的匿名性使其存在被用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等风险;第二,互联网支付基于银行卡账户紧耦合的模式无法满足公众对匿名支付的需求;第三,目前我国仍存在银行账户服务和通信网络覆盖不佳的地区,当地公众对M0货币(现钞)的依赖程度还比较高。

因此央行发行注重替代M0的数字货币是既符合国情又顺应公众对小额高频支付业务的需求(根据不同级别的钱包设定交易限额和余额限额),同时还能有效防范M0货币被用于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等风险。

2、中心化管理模式:与比特币等数字货币有本质区别

中国央行数字货币采用了中心化的管理模式,这与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去中心化数字货币有着本质区别。

1)央行数字货币仍然是中央银行对社会公众的负债,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并没有随着货币形态的变化而改变;

2)为了保证并加强央行的宏观审慎和货币调控职能,需要继续坚持中心化的管理模式;

3)央行数字货币的双层运营投放体系下由指定的机构进行货币的队员,这需要中心化的管理以避免指定运营机构的货币出现超发;

4)只要二元账户体系和原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没有改变,央行的中心管理模式和地位也就不会改变。

最后,对一个需要支持广泛公众使用的央行数字货币体系来说,如果采用纯区块链技术的架构,目前还无法实现零售层面所需要的高并发性能。因此,在技术道路的选择上,中国的央行数字货币并不预设技术路线,也不依赖某一项技术。此外,相关负责人表示,央行的数字货币是可以支持智能合约的,不过只会支持有利于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对于超过货币职能的智能合约还是会保持比较审慎的态度。此外,央行指定的部分运营机构也会采用不同的技术路线做法定数字货币的研发,最终通过市场竞争实现数字货币的系统优化。

二、发展历程:

我国央行在数字货币方面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2014年,至今已有五年。

如果说,2014年周小川提出进行法定数字货币研发是这一切的开端,那2017年央行成立数字货币研究所则是这个故事的转折。在过去的五年,中国人民银行以数字货币研究院为核心,联合数家商业银行,从数字货币方案原型、数字票据等多维度研究央行数字货币的可行性。

2019年8月2日,央行召开央行召开2019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明确指出下半年要加快推进我国法定数字货币(DC/EP)的研发步伐,并及时跟踪国内外虚拟货币发展趋势。

三、各界声音:央行数字货币的九个问题

1、为什么去年央行开启法定数字货币研究的996工作模式?

穆长春在演讲中透露,从2014年到现在,央行数字货币DC/EP的研究已经进行了五年,从去年开始,数字货币研究所的相关人员就已经是996了。零壹财经此前一直关注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进程,发现一直不温不火,为什么会从去年开始以996工作模式开启疯狂研发?

肖磊分析了去年同期的情况发现,去年六月份,美国首次开始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摩擦升温,人民币汇率走低,国内市场民众对数字货币的需求增加,国家从舆论层面开始整顿,包括央视财经制作“聚焦代币市场乱象”专题,网信办对诸多区块链自媒体进行封号,五部委接连发布风险提示等。而去年六月,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一个月内公布了4项专利申报。基于这些消息,肖磊认为,从去年六月份开始,中国从两个层面加强管制,一个是舆论层面对数字货币的引导和控制,另一个是从央行层面建立民众对中国官方数字货币的信心,央行肯定接到了指示,要求加快研发法定数字货币的步伐,所以才有了穆长春口中的996。

2、中国有发达的移动支付,为什么还需要央行数字货币?

穆长春直言,对老百姓来讲,基本支付功能在电子支付和央行数字货币之间的界限实际上是相对模糊的。但以后实际投放的央行数字货币在一些功能实现上会和电子支付有很大区别。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讲,电子支付工具的资金转移必须通过传统银行账户才能完成,采取的是“账户紧耦合”的方式。而央行数字货币是“账户松耦合”,即可脱离传统银行账户实现价值转移,使交易环节对账户依赖程度大为降低。央行数字货币既可以像现金一样易于流通,有利于人民币的流通和国际化,同时可以实现可控匿名。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金融科技与互联网研究中心主任杨东从货币发展必然性角度来看,认为货币必然向低成本、可靠、便捷的方向发展,一般等价物必定越来越脱离实体,形态也越来越自由。密码代币是现在货币的主流发展方向。虽然我国的移动支付在国际上处于相对领先地位,但这种优势并不是绝对的。Libra的发布给我国敲响了警钟,并且可以造成重大冲击。“未来,数据资源的争夺必定会愈演愈烈,我国的支付领域,尤其是小额零售的支付领域必将面对更多挑战,最好的方式就是推出法定数字货币加以应对。在这个层面上,央行推出法定数字货币也是有利于我国的支付行业成长的。”

肖磊也表示,央行数字货币无论设计目标有多少个,最终就是一个消灭现金的目的。可问题是,不做数字货币,现金也会逐渐消失,这是一个历史大趋势。

3、央行数字货币是否付息?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早在2018年初就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因为央行数字货币是对M0的替代,所以不应对其计付利息。这样既不会引发“金融脱媒”,也不会由此引致通胀预期。相应地,也不会对现有货币体系、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运行产生大的冲击。

而龙白滔则认为,合理的央行数字货币设计必须支付利息。为央行数字货币支付可调节利率可以维持价格稳定和维持央行数字货币与其他货币的平价。“可调节利率可以增加央行数字货币的需求,而无需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调整,无需破环平价关系,也无需价格水平调整。”

4、央行数字货币=央行现金数字化?

与穆长春同一天,银联董事长邵伏军也在8月10日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表达了对于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他认为法定数字货币不仅仅是货币数字化,还能通过与智能技术的结合,通过智能合约设计,较好解决交易双方的信任问题,以及信息流和资金流同步的问题,这个优势能够大幅度简化传统金融机构间比较复杂的交易流程。

5、央行数字货币和Libra

总有人拿央行数字货币和Facebook的Libra进行比较,但智堡网创始人、货币学者朱尘认为这两者大不相同。Libra建立在法币信用上,受到央行和金融机构的约束;央行的数字货币是对法币进行技术升级——对原先的央行货币(M0)进行了数字化升级,本质上并没有改变银行存款准备金和现钞的货币属性。央行数字货币的具体场景还是服务央行所管理的支付侧,比如银行准备金之间的交易往来,还有就是现钞的数字化升级,并不神秘。而对普通人来说,央行数字货币让交易和支付都处于央行网络内,提升便利性的同时,也失去了纸币的匿名性和隐私性。

而外汇局总会计师孙天琦表示,应将Libra视作外币,纳入我国外汇管理整体框架。除国家另有规定极少数情况外,境内必须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包括数字环境下的境内交易的计价结算,绝不能出现在数字环境下境内交易的Libra化或者美元化。

6、中国推出央行数字货币的影响?

邵伏军认为推出央行数字货币的积极影响体现在:1、提升对货币运行监控的效率,丰富货币政策的手段。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将使货币创造、计账、流动等数据实时采集成为可能,为货币投放、货币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有益的参考,并且为经济调控提供有益的手段。同时,央行数字货币也能够有效地在反洗钱、反恐融资方面提供一些帮助。2、有利于提升交易流程的智能化的水平;3、切实提升支付特别是跨境支付的效率,建立开放的支付环境。

通证研究院在报告中认为,中国推出央行数字货币至少在捍卫数字主权;提供新的货币政策工具,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和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等三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但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认为,用数字货币来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那是一种理想主义,毕竟美元的霸权在短期、中期,甚至长期,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它是很难被消除或者替代的。“当前中国的金融处在一个调结构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把它转变为“金融为辅,经济实体为主”。我们货币规模也是超过实体经济的,也需要去调整。如果数字货币的概念依然是金融层面为主,那么它对真正的脱虚向实是否有推进作用,我是存疑的。”

冰川思想库研究院陈季冰也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传统法币依然是社会经济中的主要流通媒介,数字货币暂时会是一种尝试和补充。

7、中国央行数字货币面临的难题

龙白滔认为,央行数字货币在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目标上,最大的挑战是美元国家化和与Libra类似的超主权货币。而应对这种挑战可以通过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来解决,但这不是“最根本和最彻底”的方案,更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央行数字货币与友好国家分享铸币权。

而在邵伏军看来,当前中国推出央行数字货币的难题主要体现在:1、技术实现存在问题。当前技术水平,确实还难以实现对海量的货币实时数据采集、监控和分析,也难以开展高效精准的可编程的操作;2、国际协调难度大。各国支付市场的监管,各国差异很大,各国研究数字货币的出发点和目标也大不相同。3、底层基础不足。既缺乏相应的底层运作规范,也缺乏对相应的监管机制。

8、是否基于区块链发行?

穆长春在演讲中透露,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小组最开始研究央行数字货币的时候,作过一个完全采用区块链架构的原型,但基于现有技术,无法达到零售级别的高并发要求。所以,最终央行层面保持技术中性,不预设技术路线,也不依赖某一种技术。

他表示,目前央行在技术路线选择上处于“赛马”、市场竞争优选的状态。几家指定运营机构采取不同的技术路线做数字货币的研发,谁的路线好,谁最终会被老百姓接受、被市场接受,谁将最终跑赢比赛。

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日前也撰文表示,央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帮助建立竞争性环境,使得最优的技术顺利凸显和发展,通过竞争选优来实现更好的技术应用。竞争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因为技术进步速度很快,因此会出现一种技术在某一阶段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但还会有另一项新技术出来,形成一浪接着一浪地往前推进的情形。

9、民众如何获取央行数字货币?

肖磊认为,未来民众获取央行数字货币的方式大概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到银行开通一个数字货币的钱包,直接拿着手上的现金,包括纸币和硬币,换成数字货币(柜台办理);第二类是直接拿现有账户上的钱,用网银在线购买,类似于把银行账户里的钱,转到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线上办理);第三个是直接在场外交易,我转给你,你转给我,或我有什么东西要卖,明确只收数字货币。未来中国可能会出现三种形式的支付,网银、第三方支付(支付宝、微信支付等)、官方数字货币,用户将钱放在何处取决于用户。

九个问题带你了解央行数字货币的前世今生

央行数字货币呼之欲出,第三方支付平台能否再度进化?

5年磨一剑,央行数字货币利刃出鞘。

8月10日,在第三届中国金融四十人伊春论坛上,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原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副司长)一宣布消息,便引起各界关注。

几乎同时,在《中国人民银行年报2018》中,央行提出要有序推进数字货币研发,防范虚拟代币风险,并建立法定数字货币专项工作组,推进相关领域金融标准的编制。至此,中国数字货币顶层设计思路与具体实践步骤基本成型。

“数字货币具有货币属性,研究数字货币不是让货币实现某种技术方案的应用,本质是追求零售支付系统的方便性、快捷性和低成本,同时也考虑安全性和保护隐私。”早在几年前,身为央行行长的周小川便为央行数字货币指明方向。而在去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记者会上,周小川也曾公开表示,央行研发的数字货币叫做DCEP(DC,DigitalCurrency,是数字货币;EP,ElectronicPayment,是电子支付)。

不难发现,与国外数字货币相比,无论是服务零售支付目标,还是兼具电子支付功能,中国数字货币服务实体经济意味更浓,支付内涵更为丰富。

01 DCEP双层运营体系下的「B端」市场

实际上,DCEP推出,有深刻的时代背景,绝非一时兴起。

伴随区块链技术发展,全球涌现出大量“虚拟数字货币”,其投机性导致的价格波动,对全球货币金融秩序造成干扰,已引起监管层的高度重视。

与此同时,中国已成为全球移动支付技术最领先、应用最广泛的“无现金”国家。但数字金融时代对支付的“匿名、安全性”有着更高的要求,这些都推动了央行DCEP的到来。

围绕数字货币,央行已研究了5年之久。2017年,从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成立算起,研究所已申请了74项有关数字货币技术专利。直至近日,DCEP呼之欲出。

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在于,央行DCEP采取双层运营体系。简言之,央行并不直接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而是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即G2B2C模式。

与目前金融科技公司大力倡导的B2B2C模式相似,央行DCEP运营对B端金融机构青睐有加,这得益于金融机构拥有强大的技术创新禀赋,以及完善的电子支付基础设施。

以B端代表商业银行为例,完善的基础设施、服务体系以及先进技术能力,可对央行进行有益补充。同时,央行也可通过商业银行间的充分市场竞争,不预设技术路线,实现系统优化与开发。

易宝支付CEO唐彬告诉记者:“在央行、商业银行的双层投放运营体系下,除了商业银行外,有实力的互联网、第三方支付机构可以成为好的补充。从用户的角度看,商业银行或第三方支付机构在金融科技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同时有比较成熟的IT基础设施应用和服务体系,再通过一些服务上的竞争,更有利于实现系统优化和用户体验的提升。”

首先,央行已搭建起包含支付清算、支付系统在内的日趋完善的支付基础设施,这个包含了银联网联、第三方支付公司在内的庞大移动支付网络,服务着数亿用户。

其次,从数字货币内涵来看,中国数字货币(DCEP)是货币本质(DC)与支付内涵(EP)的结合体。这就决定了,数字货币拥有数字金融时代更高阶的电子支付内涵,而第三方支付机构仍是数字货币的重要抓手。

最后,数字货币的重要目标是为服务高频小额零售业务场景。显然,零售场景,也是第三方支付的重点布局领域。“无论是交易限额、余额限额等政策设计,还是具体落地机构,第三方支付机构都能够提供足够多的建议与支持。”一位行业研究人士说道。

易宝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我国的清算体系已十分完善,电子支付也十分发达,规模全球第一。数字货币在注重替代M0的情况下,将仍然和现行清算体系并行,两者并非绝对的替代关系。”

记者通过多方了解,无论是商业银行,还是第三方支付等运营机构,早在DCEP采取双层运营体系之时,便被赋予了重要的使命:在数字金融时代,保障数字货币健康发展,夯实金融支付生态。

02 DCEP赋能跨境零售市场

如上所述,央行反复强调,数字货币在于服务实体经济,更好的实现零售交易的安全性与便利性。

但依旧有不少人担忧,在目前既有的“消费者——特约商户——商业银行、支付机构——清算机构”的支付格局下,数字货币可跳过第三方机构,独立完成支付清算?既是服务零售支付,数字货币对第三方零售支付市场是否会造成冲击?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在G2B2C双层运营体系下,商业银行、第三方支付等B端商业机构的作用不减反增。

再者,数字货币是针对M0(现金)的替代,而在零售支付体系中,电子支付的资金来源于银行存款及支付账户余额,准确来说是M1和M2的逻辑。从本质来讲,正如电子支付与现金(M0)能并存一样,电子支付与数字货币也能互为补充,相互促进。

“数字货币的运营可能存在多技术路线并行,在沿用‘支付+银行账户’二元账户体系下,B端支付机构依旧发挥着链接银行和用户的作用。此外,在数字货币时代,支付公司提供的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支付服务,而是基于服务体验和场景匹配度的综合性服务。谁提供的服务体验更好,谁的业务场景匹配度更高,谁就更有可能获得用户的青睐,从而抓住数字货币时代的机会点。”易宝支付CEO唐彬分析道。

“此外,DCEP的价值,还体现在交易的匿名与成本降低上。”行业人士指出。记者了解到,DCEP的匿名性,将交易主体隐去,对用户隐私保护具有积极意义,但存在着与反洗钱、反逃税之间的平衡。

相比较DCEP对零售交易的影响而言,DCEP对跨境支付业务的促进立竿见影。

相关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跨境支付总金额 125 万亿美元,按照1%保守费率计算,超过1万亿美元利润不可小觑。而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家,中国跨境电商交易规模去年便突破达9万亿元,这并不包含留学、出国游带来的一系列跨境支付。

而援引麦肯锡数据测算,引入区块链技术与数字货币,每年可使跨境支付节省约 40 亿美元。

易宝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DCEP有助于提升支付特别是跨境支付的效率,建立开放的支付环境。从支付功能看,通过运用法定数字货币,可以使法定货币流通的网络极大扁平化,实现支付系统底层全面的互联互通,大幅度减少兑换环节,提高跨境资金的流动性,解决传统的跨境汇兑链条长、到账慢、效率低等问题。”

03 结语

事实上,作为区块链与数字货币应用代表,Libra以及 Visa早已瞄准了跨境支付市场的巨大蛋糕。

此时,央行推出DCEP,显然对抢占跨境市场(降低成本)具有重要意义。

但,我们的焦点不应过分停留在降低成本上。目前各主流国家对数字货币,还停留在研究阶段时,央行已经小有成绩,踏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而无论是夯实数字金融支付生态,还是促进实体零售交易,数字货币有更丰富的内涵与前景。

数字货币,虽只是元年,但却开启了一个时代。

肖风:互联网只改变了商业的一部分,区块链将从根本上重构商业

9月26日,在阿里巴巴集团主办的2019云栖大会·蚂蚁区块链生态峰会现场,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执行董事肖风发表了《Decentralized Economy(DeCo): 重构商业》的主题演讲。肖风表示,区块链作为去中心化的价值网络,在叠加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信息网络后,将会彻底重构商业。

区块链重构商业分为四个阶段:公链内的经济活动、智能合约、去中心化金融、分布式经济生态系统。

演讲中,肖风同样预测了区块链所构建的新商业形态。核心观点如下:

  1. 区块链是去中心化的价值网络,中心化的信息网络叠加上去中心化的价值网络,商业一定会被完全、彻底重构。所以互联网仅仅是重构了商业的一部分,加上区块链可能重构的非常彻底。
  2. 重构商业当中区块链带来的就是重构金融,为数字化的经济提供一整套新的金融服务体系。
  3. 区块链重构金融包括两点,一是点对点实时的支付和清算,另一个是非担保的交易和销售。
  4. 区块链在经济或者金融上的特点是建立了一套新的记账方法,建立了一套新的帐户体系。
  5. 区块链未来商业应用当中,并不只有去中心化,它是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相结合相辅相成。

以下是肖风演讲全文,由火星财经APP整理编辑:

非常感谢蚂蚁区块链给我的机会,主办方希望我讲一下区块链技术对于产业变革有哪些影响?正好这一段时间我也是对这方面做了小小的思考,今天演讲的题目就叫做“去中心化或者分布式经济生态如何重构商业”。

在阿里巴巴云栖大会进行这个演讲,特别应景。阿里巴巴特别强调阿里巴巴的经济和经济体。我想从这个角度说起,借用一本著名畅销书的名字《世界是平的》。

在区块链人眼里,世界是分布式的。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这一系列数字化技术的组合,带来了一个新世界,和我们现在云栖小镇、云栖大会·蚂蚁区块链会场不一样的世界。那是数字化的世界。数字化技术靠这些基础技术、数据工具建立起来。

在数据世界这个非客观、非物质、非物理的世界里,我们的认知论、认知方法会发生很大改变,否则我们将无法清晰认识数字世界。在工业世界,牛顿等人建立的一整套物理学或机械论思维方法,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数字化世界。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新的认知论和方法论。什么样的「新」?我把它成为生物学思维或生物学方法论,即用看待复杂系统的角度来看待数字世界。

大家都知道凯文·凯利写过非常有名的书,叫做《失控》。几十年前,他就预测了互联网世界和区块链世界带来的变化,写这本书时也完全用了生物学思维和生物学认知论。看完这700多页书,我总结出一句话——“这个世界是分布式、去中心、去组织的”。《失控》所描述的世界,恰恰是区块链世界最主要的特点。从互联网到区块链,这个世界一直这样发展而来。

我基本认为,在区块链技术成熟之后,这个世界可能会重构地非常完整。

我们知道,上世纪90年代互联网技术走向个人时,美国也有很多人问互联网是什么?翻开当时的报纸,美国媒体向民众解释互联网时,用的是这样一个词——互联网是一个信息机器。大家可能也记得2015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解释区块链是什么时,说它是“信息机器”。互联网和区块链都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帮助人类重构数字化世界。

互联网是信息网络。在区块链发展初期,有人曾对互联网表达失望之情,说互联网越来越中心化。其实没有,从信息网络这个角度来说,它仍然是去中心、分布式的。

区块链是什么呢?区块链是去中心化的价值网络。当互联网与区块链结合,也就是「中心化的信息网络」叠加上「去中心化的价值网络」,商业一定会被完全、彻底重构。所以互联网仅仅是重构了商业的一部分,加上区块链可能就会重构地非常彻底。我想,这可能也是今天蚂蚁金服在这里办区块链大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不管是阿里电商还是蚂蚁金服,或者其他的搜索、社交也好,甚至外卖也罢,就互联网商业而言,其实在最底层大家做的是同样的事——收集尽量多数据,然后绘制客户和产品的精准画像,再做精准匹配。所有互联网商业都是从最基层的这个地方重构了商业。在区块链重构商业的过程中,它会带来什么呢?区块链带来的将是重构金融,为数字化经济提供一整套全新的金融服务体系。

这将带来新的金融市场、新的金融机构和新的金融服务方式。那么从最底层说起,区块链将怎样重构金融?也是两点:点对点实时的支付和清算,以及非担保的交易和销售。这也是之前蚂蚁区块链所讲的新信任体系以及新信任机制所带来的。

在谈到区块链商业应用时,我们一定要明白区块链到底有怎样的特点。关于区块链的特点,我再从两方面进行总结。

第一,从治理架构上来说,区块链治理架构的特点跟凯文·凯利所描绘的复杂系统相一致。由于足够数字化、完全脱离了物理空间的束缚,因此它实现了跨时空、跨组织。数据没有约束。也没有组织架构可以约束它的流动。

第二,分布式、去中心、去组织。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讲的“去中心”是指经济活动的去中介或者去中心的分布式商业。

区块链在经济或者金融上的特点是什么?它建立了一套新的记账方法和帐户体系。有人说区块链上的数字货币不是账户模式而是Token模式,其实Token也是一类新的账。蚂蚁金服有今天这样的规模,是因为我们创建了新的账户——互联网账户。之所以人们通过蚂蚁金服创建互联网账户,是银行账户不可能在互联网商业场景当中提供实时、点对点的交易、交收、支付、清算等一系列服务。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5年前NFC曾和扫码支付竞争,最后NFC败给了扫码支付。NFC必定要感应,但你不能要求对方有一个接收器。为什么不生成一个二维码呢?二维码账户基于互联网账户,而不是基于银行账户。想象一下,你在街头碰到一个乞丐,决定向他支付五块钱时。你是用银行账户打款给他还是扫码给他?哪个更方便?道理其实非常简单。

再来看新的账户系统和记账单位。所谓的数字货币之下,金融完全可能被重构,我们看到由于基于不同的账户体系,金融在互联网里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重构。这种重构一直在发生,从2009年比特币区块链诞生,这种对商业的重构已经发生。我把这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简称DeCo 1.0。它基于公链内部的经济活动,围绕分布式账本,有一群矿工共同建立基础共识,通过通胀税和手续费对为区块链工作的人形成激励。

第二个阶段是DeCo 2.0,这一阶段围绕公链之上。围绕区块链的应用,我们引入了智能合约,将智能合约作为去中心化的自治组织框架来探索所谓的DApp开发平台,让大家探索分布式自治机制以及基于区块链的商业化应用。

第三个阶段即所谓的DeCo 3.0,也就是最近两年发展起来的“DeFi”——去中心化金融。到第三阶段,区块链才真正体现出它去中心化价值网络的特性。在这样的DeCo时代,数字合约、数字货币、数字资产非常巧妙地集中在一起。我们看了什么?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现象——“Token化”。同样在这个阶段,我们完善了整个数字货币体系,市场因此出现了稳定币,完美地充当了区块链经济活动中的支付和交易媒介。从这个时候开始,整个金融结构也将不再仅仅是DeFi。现在区块链的去中心活动都在尝试,也许三、五年后会变得非常成熟。

第四个阶段叫DeCo 4.0,也就是分布式经济生态,真正用去中心化信任网络来连接各种各样的经济场景,把很多经济场景连在一起,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信任关系。另外,它还将以社区或联盟作为组织形式,比如像Facebook Libra那样,组织一百个会员成立协会,每个会员只有1%的表决权。再一个,它还会产生一个新话题,这个话题在最近几个月也得到大量讨论,叫做“我们不再是以股东资本主义作为经济组织经营目标”。它和马云先生所说的非常象。

两个月前,美国已经有企业表示,将摒弃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公司治理理念。这些商业和经济学潮流,都在指向上面所提到的趋势,即从股东资本主义转向利益相关的资本主义,所有经济体中的各方利益,都应该得到正向激励。这也是经济学所介绍的“经济相容”和“跨类尊优”。这将是跨利益相关体最好的解决方案,迄今为止没有第二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区块链世界没有股东也没有管理层。以比特币区块链为例,它的股东是谁?没有;管理层是谁?没有;员工是谁?也没有。

当然,在区块链所构建的未来商业应用中,并不只有去中心化,它将是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结合,相辅相成。我们不要把数字化只看成拿来改善自己原有商业模式边际效益的工具,而是把它看成制度重构商业和底层逻辑的机会。这种事情一直在发生。互联网公司推广“互联网+”时,传统商业的人说这不是“互联网+”,而是“+互联网”。现在五、六年过去,还有人说“+互联网”吗?没有了。

蚂蚁金服提出金融科技的概念时,也有很多传统金融机构的领导说不是金融科技,而是科技金融。现在还有人在谈科技金融吗?全世界都在讲金融科技。所以我也预言,要想着如何用区块链重构商业底层逻辑,如果只是把它当做工具,你会犯五年前很多人犯过的错。如果走上了“+区块链”这条路,你可能会被时代和潮流抛弃,

央行数字货币概念来袭,未来现金还有多大“生存空间” ?

央行数字货币离我们还有多远?今年来,央行方面多次对此公开表态,市场也分外关注。据证券日报消息:

9月24日,央行行长易纲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央行研究数字货币“目前取得了积极进展”,而在何时能够推出来的问题上,现在“没有时间表”。

目前有多个投资者在上交所和深交所互动平台上询问相关公司是否有涉及数字货币领域。中国央行是最早关注数字货币的全球大型央行之一。央行原行长周小川此前曾表示,央行用的研发的名字叫“DC/EP”,DC,digitalcurrency,是数字货币;EP,electronicpayment,是电子支付。周小川认为,支付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通过移动通信或者是其他的网络系统传输的数字的东西,并不是纸面的货币,所以电子支付本身也是有数字货币的属性。

那么,央行在考虑什么?央行推出数字货币,对于投资者、金融体系来说会带来哪些改变呢?

数字货币研究取得积极进展

9月24日,央行行长易纲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民银行从2014年就开始研究数字货币,目前取得了积极进展。

梳理公开资料,2014年,中国央行就已成立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专门研究小组,论证央行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可行性。2016年,央行还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所,跟踪研究数字货币与金融科技创新进展,开展数字货币研发工作。今年8月18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其中表示“支持在深圳开展数字货币研究与移动支付等创新应用”。

“我们把央行的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结合起来,所以叫做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这样一个一揽子的计划。”易纲24日表示,将来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的目标是替代一部分M0,也就是说替代一部分现金,而不是去替代M1或者广义货币M2。央行副行长范一飞曾撰文表示,正因为央行数字货币是对M0的替代,不应对其计付利息。这样既不会引发“金融脱媒”,也不会由此引致通胀预期。相应地,也不会对现有货币体系、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运行产生大的冲击。

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

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会降低现金使用比例,减轻金融机构现金保管和兑付压力。此外,数字货币具有可追溯性,金融机构控制资金流向将变得更容易,对于金融业务流程和监管均具有重要意义。

就普通用户日常使用体验看,数字货币的储存与支付交易,与当前的电子支付体验不会有实质的区别。此外,数字货币离不开信息基础设施的支持,其应用场景具有局限性,特定的场景下依旧需要现金。所以,现金的使用会下降,但会一直存在。

针对有记者问及什么时候能够推出数字货币,易纲24日表示,我们现在没有时间表。他认为,还会有一系列的研究、测试、试点、评估和风险防范,特别是数字货币如果跨境使用,这里面还有反洗钱、反恐融资、反避税天堂和“知道你的客户”等一系列的监管要求。

针对“中国央行发行数字货币80天内落地,初期将向四大行、阿里巴巴、腾讯和银联七家机构发行”的网传消息,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近日向央行求证,证实网传数字货币推出时间及参与机构等均为不准确信息。易纲表示,我们会坚持中心化管理,在研发工作上不预设技术路线,可以在市场上公平竞争选优,既可以考虑区块链技术,也可采取在现有的电子支付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新技术,充分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我们也设立了和市场机构激励相容的机制。

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薛洪言:

不对现有金融体系带来剧烈影响,是央行着重考虑的问题,以此为原则来选择技术路线和推广试点方案。

西南财经大学普惠金融与智能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

中国央行一直保持着非常谨慎的步伐来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研究的进程。从国际范围来看,还没有一个大国正式推出央行数字货币,可以看到中国央行也关注到央行数字货币对于商业银行体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的影响。展望未来,一方面中国央行会进一步关注国际上其他央行的举措,另一方面也会关注诸如Facebook这样的商业机构推出“超主权货币”(Libra)的进度。

 

初探央行数字货币

央行数字货币脚步渐近,我国或将成为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最大经济体。近日,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称,中国央行数字货币DCEP已经“呼之欲出”,深圳商报报道称其已完成“闭环测试,亮相在即”。此前,8月初,央行召开2019年下半年工作电视会议,会议要求加快推进我国法定数字货币(DCEP)研发步伐。数字货币作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的意义已经越来越被政府认知。

现有的实物现金体系有若干痛点,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有现实需要。央行副行长范一飞在《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几点考虑》中提出,实现法定货币数字化的“必要性与日俱增”,具体来说,现有纸钞和硬币有如下问题:(1)发行、印制、回笼和贮藏等环节成本较高,流通体系层级多;(2)携带不便;(3)易被伪造、匿名不可控,存在被用于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风险。

DCEP是央行负债注重对M0(现金)的替代,采用“央行-商业银行/其他机构”的双层运营体系,考虑区块链技术,可控匿名(仅对央行披露交易数据),这使得它与其他数字资产区别开来。DCEP仍是Cash概念,但比实物现金便携;是央行负债,比一般银行存款安全;比第三方支付机构账户余额接受度或将更高,有利于顺应数字经济浪潮。例如,相比于银行存款,对持有人而言,DECP是对央行的债权,更无风险;银行存款是对商业银行的债权,有风险(尽管十分微小)。——持有人在多样性的需求下,部分可能更倾向于持有DECP而非银行存款。

市场尚未认识到,DCEP与第三方支付机构余额较为相似。相同之处:(1)都是央行负债;(2)流通机构需向央行缴纳的准备金率都是100%;(3)都是数字M0。不同之处:(1)DCEP由商业银行或其他机构分发,而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机构账户余额可以看作由第三方支付机构分发。(2)尽管第三方支付机构备付金与实物现金一样皆为央行负债,当前,部分商户仍不接受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电子支付方式,而几乎都接受现金,但可以预想,商户无法拒绝接受DCEP。(3)DCEP交易信息仅对交易双方和央行可见,而第三方支付机构账户的信息除交易双方、央行之外,第三方支付机构本身也掌握,在隐私保护方面存在隐患。

DCEP可能存在场外交易市场,需防范相关风险。如前所述,为了防止持有人将银行存款大量兑换为DCEP,央行可能对DCEP的兑换额度和费用等施加限制,这可能导致DCEP“黑市”出现,其场外市场的风险值得关注。

二级市场热度提升,推荐关注:(1)发行环节,DCEP由央行发行,我们推荐能帮助央行识别与控制DCEP场外交易风险的服务商。(2)分发环节,有望成为DCEP分发机构的公司,例如,有大量B端(企业)商户资源的公司或有C端(个人)支付服务经验的支付机构;商业银行、支付系统开发商也值得关注。(3)用户端,有数字钱包等网络支付服务基础设施开发经验的支付机构或技术开发商、POS机具厂商、支付安全服务厂商、多功能ATM机服务商,包括海联金汇、飞天诚信、数字认证、卫士通、科蓝软件、易见股份、四方精创等。

初探央行数字货币

央行行长易纲:基本的金融体系已经建立

9月24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举行系列新闻发布会,回顾70年来中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出席发布会发表演讲,并回应记者有关数字货币、是否降息等提问。

在演讲中,央行行长易纲称,中国已基本建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目前,我们有45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130多家证券公司,230家保险公司。金融业总资产300万亿元,其中银行业268万亿,规模居全球第一。另外,债券、股票、保险市场也都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外汇储备余额3.1万亿美元,多年来居全球第一。。

在回应了记者有关央行数字货币的提问时,易纲总结了中国央行数字货币需要关注的四点:

1.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研发已经取得积极性进展,拟将央行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结合。

  1. 央行数字货币的目标是替代一部分M0(现金),而不是去替代M1或者广义货币M2。
  2. 央行数字货币采用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双层运行体系,不改变现在的货币投放路径和体系,充分调动了市场的积极性。
  3. 央行数字货币推出目前没有时间表,还会有一系列的研究、测试、试点、评估和风险防范流程需要进行。央行数字货币会坚持中心化管理,在研发工作上不预设技术路线,可以在市场上公平竞争选优,既可以考虑区块链技术,也可采取在现有的电子支付基础上演变出来的新技术,充分调动市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同时在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都是趋于宽松的大背景下,易纲回应记者关于央行是否会降息的提问。

易纲称,中国货币政策主要考虑国内的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来进行预调和微调。中国的经济目前还是在合理区间,物价方面也处于一个比较温和的区间。在转型升级中我们遇到一些结构性的问题,主要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解决。

综合分析中国国内的形势和国际背景,我们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保持定力,坚持稳健的取向。既要稳当前,也就是说要加强逆周期调节,保持我们的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速度和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大体上相当、大体上匹配,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保持我们杠杆率的稳定,使得整个社会的债务水平处于可持续的水平。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长远,也就是说要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下大力气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改革的方式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下是易纲演讲全文:

大家好!再过一周,我们将举国欢庆新中国70华诞。70年来,我们伟大祖国欣赏向荣,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金融业同样欣欣向荣,伴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和十八大以来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一是基本建成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现代金融市场体系。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白手起家,迅速建立了一个稳定可信的法定货币制度。改革开放40年,金融业迎来大发展大繁荣时期,逐步形成了覆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期货等领域,种类齐全、竞争充分的金融市场体系。目前,我们有4500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130多家证券公司,230家保险公司。金融业总资产300万亿元,其中银行业268万亿,规模居全球第一。另外,债券、股票、保险市场也都成为全球第二大市场。外汇储备余额3.1万亿美元,多年来居全球第一。

二是基本建成了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便民利民的金融服务体系。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金融服务不断丰富,存款贷款、支付清算、理财投资、信息查询等基础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普惠性走在了世界前列。金融市场的登记、托管、清算、结算、征信、评级体系基本健全,金融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以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改善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2019年8月末,普惠金融口径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1万亿元,同比增长23%;民营企业贷款余额45万亿元,同比增长6.7%,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比2018年平均水平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

三是基本建立了有效维护金融稳定的金融监管体系。我们坚持以改革的方式化解金融风险,持续提升金融体系健康性。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们坚决对大型商业银行实施市场化改革重组,有效处置了农村信用社风险,促进各类金融业态规范发展。目前银行业不良率为1.99%,资本充足率为14%,拨备覆盖率为180%。我们不断健全金融法律体系和风险处置制度建设,不断优化金融监管体系,提升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金融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目前形成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统筹抓总,一行、两会、一局和地方分工负责的金融监管框架。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2018年以来,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了积极成效,依法依规稳妥处置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金融风险整体呈现收敛可控的局面,市场预期发生了积极变化。

四是基本形成了一套有效的金融调控体系。在新中国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金融调控始终努力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守护好老百姓的钱袋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断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重点推动调控机制从以直接调控为主向以间接调控为主转变。创新完善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存款准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持续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建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注重逆周期调节。

五是基本确立了面向全球、平等竞争的对外开放体系。目前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市场准入已经大幅放开,明年将全面放开股比限制。目前外资银行在华机构有989家,外资证券公司13家,外资保险公司57家。人民币汇率主要由市场供求决定,1994年以来,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都有明显升值。资本项目可兑换和部分可兑换的项目超过90%。2016年,人民币正式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人民币的计价结算、交易和储备功能有了明显增强。近年来,中国扮演负责任角色,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金融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

跨境数字资本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加强区块链领域探索

9月18日,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火币中国联合成立的“跨境数字资本研究中心”正式揭牌。双方达成合作后,火币将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共同在数字资产领域进行深度研究与探索,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推波助澜。

据介绍,“跨境数字资本研究中心”致力于成为国家区块链产业发展智库,助力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协助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建设,中心的专家和研究团队会根据国家相关部门需求,以推出内参、报告和内部闭门研讨会等多种形式的理论和政策支持,为国家区块链产业发展大政方针建言献策。未来中心的工作将重点针对三大方向展开:第一,面向各级政府承接区块链相关项目与课题研究,充分整合学术资源与行业资源,以指导企业实践;第二,联合开发区块链与数字经济相关专业课程,加强各层次专业人才培养,助力行业发展;第三,打造区块链行业学术研究品牌,强化全球范围的学术交流互通,促进学术成果产出,努力建设学术重镇。

火币中国CEO袁煜明认为,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重要力量,各国在数字经济前沿领域合作更加密切,同时竞争也日趋激烈,在此背景下,由中国顶级学府牵头成立“跨境数字资本研究中心”、搭建全球数字经济研究顶级智库,是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增添的一大助力。对于火币而言,未来将不仅在产业区块链方面赋能实体经济,还将不断加强区块链技术与学术理论的前沿领域探索。

跨境数字资本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加强区块链领域探索

央行数字货币可以被用来打击金融犯罪?

全球许多国家对央行加密货币都有兴趣,其中大部分中央银行已经开始了对数字货币的研发,意图创建自己的数字货币。对于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有人赞同就有人反对。可反对之声是否又曾想过,央行发行数字化货币这一行为,对打击金融犯罪有奇效呢?

现金流动

今天的纸币,是流通货币的边缘部分,它代表了最终用户与中央银行之间的直接关系。可就像普通加密货币一样,现金往往被心怀不轨之人用于非法目的——毕竟,谁也不会知道你拿100万元现金究竟是包了红包孝敬祖父母?还是用它进行了地下交易。

从各中央银行给出的信息计算可得出,世界上流通的现金数量约占货币供应量的10%. 刚刚说到现金代表了最终用户与中央银行之间直接的关系,其实不仅如此,现金同时还代表了最终用户与央行之间无法追踪的关系。

在许多方面,流通中的现金与加密类似: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不会知道你用现金做了什么,除非你触发,或者遭遇到了反洗钱政策。尤其是当你退出银行系统,转而加入加密货币市场后,虽然使用加密货币交易,所有的操作记录都将会被记录在区块链上,但是,追踪加密资产中的操作,就好比不知道银行、地址以及密钥的情况下,去搜索保险箱的内容。

因此,在加密世界中,一系列的监管都可能会失败。全球有数个国家已经在对其国民持有的加密资产征收资本利得/收益税。但事实上,结果并不理想,收获也并不可观。其中原因之一就是有人坚决不提供其加密的信息。

而我国早在2017年时,央行就禁止从银行系统向加密货币交易所进行资金转移,为的就是尽可能的打击金融犯罪、反洗钱以及其防止资本外逃。可惜同其它国家一样,我国央行也未能完全实现目标。

但是,从之前打击影子经济的失败经验来看,对监管机构来说,可追踪的非加密数字货币是可取的。

央行数字货币可为替代品

从监管框架开始,需要一个新的方法,比如要决定加密货币是真是货币还是金融资产?同时,考虑到建立可靠会计框架的困难,实际上银行可能会被绕过,或者被迫改变商业模式。因此,银行应该专注于根据风险和实际支付资本的能力,为选定的投资筹集资金,而非无差别通过存款获利。

央行或者监管机构,也不应该单纯的发布加密禁令或者限制性条例,而是需要将10%的“加密”现金流动,逐步转变为由国家,或者中央银行支持的数字货币。就比如欧元区的公民可以使用针对数字化欧元的数字钱包,该数字货币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进行管理,而不需要开设银行账户。

中央银行还可以通过外汇储备,或者流动性互换,根据传统协议,将其数字货币提供给其它货币区域。举例来说就像:欧洲央行可以提供数字美元,因为同样的,美联储也可以提供数字化的欧元,甚至欧元区成员国也可以通过数字化实体货币进行干预。同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特定的公约,以及欧元区以外的地区,向所有欧元区公民提供数字服务。这不仅可以降低铸币成本,对打击地下经济也有着十分积极的影响。

或许这个方案一开始需要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作为担保,但后续发展起来之后,对其的依赖将会十分有限。

原本,数字货币被央行,监管机构即反欺诈机构看作一种风险。可如果CBDC成为全球货币,不但能够通过它简单的管理各地盈余和赤字,以此来有效减少支付的不稳定性,同时其拥有的数字化,透明化,以及可追溯到每个单独交易细节等特点,将会对打击金融犯罪、地下交易以及反洗钱等行动带来不小的助力。

“央行数字货币”并非简单的货币数字化

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信任、数字货币,正在影响经济和金融发展模式。区块链技术在经历了十年飞速发展后,央行数字货币如今逐渐成为新的关注焦点。

在昨日举办的第五届区块链全球峰会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总经理姚前表示,各国央行都在研究法定数字货币,不仅研究现有法定货币的数字化,未来还可以修补现有货币体系的一些弊端。

中国银行前行长李礼辉在会上表示,数字货币在未来的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居于核心地位,当前有必要研究发行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可行路径和实施方案。

“尽管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应用范围并不大,尚未形成规模化效应,但诸如可以增强商业信用的数字信任、可以穿透金融中介的数字链接、可以超越国家主权的数字货币等渐渐崭露头角的结构性创新正在蕴藏变革的力量。尤其是Libra的出现,掀起广泛的关于数字货币的讨论热潮。”李礼辉表示。

姚前虽然已经离开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但一直对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保持关注。在此次峰会上,他表示,中央银行一向被认为不适合承担数字货币供给这一角色。除了狭义银行化的顾虑,主要担忧当数字货币向社会公众发行流通时,中央银行可能会面临极大的服务和成本压力。这是各国在研发法定数字货币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之一。

“我的理解是,央行数字货币不仅仅只是法币的数字化,就像数字资产不仅仅是资产数字化那么简单。未来的数字货币需要修补现有货币体系的弊端,从而升级换代。”姚前表示。

姚前同时提出了未来“自金融”的概念,他认为“自金融”的典型特征有三个:一是用户自主掌控数字身份;二是用户自主掌控数字资产,承担交易责任;三是用户之间点对点交易,可以独立于第三方中介机构。

需要关注的是,随着数字资产发展,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均在发力数字货币。姚前认为,虚拟货币正在矫正缺乏价值支撑这一根本性缺陷。从比特币的缺乏基础资产支撑,到近期脸书的Libra出现,虚拟货币价值不稳定和不合规的问题有望得到解决。表面上,虚拟货币的价值锚定央行货币,其实是在“去虚拟化”。未来加密货币已有可能挑战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只是在货币层次上,它不一定是数字M0,也有可能是更具有想象力的货币。

“数字货币在未来的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居于核心地位。当前很有必要抓紧研究发行中国主导的全球性数字货币的可行路径和实施方案。同时,中国应该大力促进和规范制度创新,加快数字金融制度建设。立足于保证数字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应该抓紧建立数字信任机制,制定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数字金融市场监管、可信任机构数字货币监管等数字金融制度。”李礼辉说。